政治暴字與抗爭後遺 流亡港人的創傷進行式（下）
2021-09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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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暴字與抗爭後遺
流亡港人的創傷進行式（下）
政治暴力的創傷療癒向來艱難， 2019年以來，中、港政府對香港抗議市民的鎮壓仍在繼續。流亡在台的香港青年怎麼化解創傷，或者 「與傷共處」？
這張接住流亡港人的社會安全網，除了醫療服務外，還得靠在台港人的社群互助來共同撐起。大家面臨的挑戰又有哪些？
「來台灣之後，我就沒有繼續看醫生。」二十一歲的流亡港人家希（化名）說，「我不想看。醫生只是拿藥給你吃而已。」
受國家暴力
釀情緒困擾
家希曾因二年前的香港反送中運動造成精神創傷，有自殘、酗酒等行為，被香港精神科診斷為抑鬱症與焦慮症，服用血清素使她昏昏沉沉，卻不能療癒在反抗政治暴力的過程中留下的創傷。在台灣的流亡香港人群體中，這種情況絕非孤例。 台灣醫療體系應對這群隱身在主流社會中的人，可以提供的解方，就是精神科與心理諮商。但多數流亡港人，包括家希，卻不信任心理諮商。「心理諮商感覺都很正能量。他們可能會不小心講一些傷害到我的話，我比較怕聽到那些。」她只希望：「有人可以讓我靜下來…怎麼控制自己不再去想。我只是想好好睡覺。」
「一個人看起來很憂鬱。但他的憂鬱是因為得了憂鬱症，還是創傷症狀的展現？」心理師陳蔓棠（化名）說，「這就是『創傷知情』（trauma-informed）的視野。」
「創傷知情」指的是，諮商師、個案本身以及社會大眾可以認知到人的某些行為、表現或極端情緒等，不僅是因為某種精神疾病導致的症狀，也是因為過去經歷的創傷。
陳蔓棠用PTSD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）量表來說明她的觀點：大部分她接觸的流亡港人都有相關症狀，包括睡眠困擾、噩夢、憂鬱、憤怒、愧疚感、人際關係難以建立、沒有安全感等。但陳蔓棠也漸漸發現，這不只是移民生活適應的問題，「更是被國家暴力影響的症狀。」而對沒有專業經驗的人來說，國家暴力影響的PTSD會造成什麼樣的情緒困擾，並不是很容易判斷出來。
這就是家希所說，台灣的心理師似乎很難接住流亡港人的創傷，因為不是很能理解他們的狀況。
培訓諮商者
連結抗爭史
在台灣，過去只有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曾主動接觸體制暴力受害者的創傷，並且培訓專業諮商者。但受訓人數在龐大的心理諮商市場裡，仍然非常少數。 台灣在近代歷史裡，也有白色恐怖的歷史後遺尚待面對。
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曾在促轉會第四組開課，培訓近千名社工、心理師、精神科醫生、律師等助人工作者，希望建立政治暴力創傷知情的概念，協助他們走入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心裡，共同完成療癒。
彭仁郁以年代最接近的太陽花運動為例，在占領行政院事件中，有一百多個抗爭參與者有比較嚴重的創傷反應。她的團隊找到其中一、二十個，組成談話團體，發現「創傷的來源並不一定是拳頭打下去」。
「更大的傷是他們覺得不再認識自己在什麼樣的國度裡。」彭仁郁說，「那個最大的傷在於，他們是為了民主自由來抗爭，結果被看成匪徒。他們有對國家的想象，對民主的期待…但是在抗爭現場他們發現，國家不是那樣對待他們的。」接觸到這些台灣抗爭者之後，她更加確認了創傷的療癒必須與整個民主抗爭史連結起來。但她也強調，「香港有特殊的社會歷史政治條件。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傷都標準化，理解一個人的傷，必須要從整個政治脈絡、社會脈絡去銜接，經驗本身的差異性是非常重要的。」
找媒介寄託
與世界連結
二十五歲的子豪（化名）喜歡聽Hip-Hop音樂，最近很喜歡的一位歌手是美國的DJ Shadow。他愛上這種音樂的時候，剛剛在香港抗爭現場被捕不久。那時他獲得保釋可以回家，但還不知道自己幾個月後會被控暴動罪，刑期上看十年。 來台灣後，他繼續聽Hip-Hop，常自己一個人在房間聽一整天的歌。「Hip-Hop幫了我很多。」他說。面對動蕩的心和命運，他起碼還有Hip-Hop。
聽著歌，他會不停想起以前的事。「想想自己做錯了什麼。」他好像活在過去，「如果當時我走得快一點，或者如果我當時早點走，會不會就不會這樣（被捕）呢？」他說很長一陣子，自己都處在「唔知點」（註：不知如何是好）的狀態。
他感受到自己的憂鬱，而這憂鬱是因為失去。「有人會喜歡跟你講，要感恩，珍惜現在有的東西。」但他說，「那些都是bullshit（鬼扯蛋）。因為有depression（憂鬱感）的人是一路執著於自己失去的東西。」因為抗爭，他失去了自己的未來、人生、家庭和香港。
「為什麼香港人會有集體創傷？因為我們這幾年失去了太多東西。」他說。 來源：
